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嘛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式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梆梆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他过去见过这个人)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