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北方特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车窗外，天空湛蓝耀眼，初升的太阳把收割后的田野照射得一片灿烂，她的胸臆也格外豁朗起来。

这间软卧包厢里，连她只有两个乘客，一个四十多的男人坐在她的对面，衣冠楚楚的像是个华侨。车一开他就埋头看报纸，一张《人民日报》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乔叔叔很准时，一早就用车子把她带到了车站，还介绍她认识了这趟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大约有四十岁了，生了一副广东人的高颧骨，听说她是市委政法书记的女儿后，便爽快地把她领进了软卧车厢，安排了一个铺位。

这是她第一次坐进软卧车厢，一种新鲜的舒适感充满心头，她竭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压制着不让这种快感露在脸上，可脑子里却不由生出许多杂乱无章的联想来，思绪无端地跳来跳去，一忽儿想到《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忽儿想到这一年来随着爸爸政治上的翻身而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一忽儿又想到文革初期，她甩着两条小辫子跟着串联大军挤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浩浩荡荡闯天下，……哼哼，那时候坐火车的情形与现在是多么迥然的两样，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要是不依赖一帮男同学的帮助，几乎就没法从火车的窗口爬上车去。在肮脏的车厢里，所有空间都饱和地利用起来，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那次“远征”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占领了车厢里的厕所，在里面足足松快了两个多小时，任凭人们在外面把门擂得砰砰响。后来每每向别人学说这段“喜剧素材”时，她对自己当时在厕所里那种心安理得的描绘，总能引起听者的捧腹大笑。她望着眼前宽大明亮的车窗，望着车窗两旁垂挂下来的勾针窗帘，望着铺了雪白台布的桌面上那盏考究的台灯，似乎怎么也体会不出当年挤火车时那种浪漫的激情和乐趣来了。她用皮鞋的高跟蹭了蹭地，红色的地毯又厚又软，再也不是那种湿漉漉、粘糊糊的感觉了。那划时代的一切确实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不堪回首的梦。

“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档次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

“您是去北京?”

“是的。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门工作呀?”

“我在南州941厂工作。”

“941?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

“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您这是去出差吗?”

“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

“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

“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

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噢!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怡然地笑着。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脸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焖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奢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唔——，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44071。”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