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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溥仪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溥仪有点不耐烦了。

庄士敦在一边说道:“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溥仪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

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庄士敦这个外国人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溥仪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溥仪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来了。

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郑孝胥的同僚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和日本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

溥仪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溥仪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

他们见面之后,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溥仪进医院,把溥仪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

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

溥仪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溥仪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那些国民革命军的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

两位“太后”似乎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溥仪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溥仪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外国公使在“关心”溥仪,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溥仪日本人的“热心”,溥仪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溥仪的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的。

这一下子,溥仪又慌了。

“国民革命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溥仪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溥仪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

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

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离溥仪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溥仪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

溥仪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溥仪而去天津的。

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

次日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请他们出面保护溥仪。

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联系,竹本大佐叫他告诉溥仪,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发现国民革命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立即回营报告,日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

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溥仪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