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溥仪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溥仪有点不耐烦了。

庄士敦在一边说道：“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溥仪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

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庄士敦这个外国人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溥仪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溥仪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来了。

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郑孝胥的同僚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和日本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

溥仪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溥仪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

他们见面之后，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溥仪进医院，把溥仪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

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

溥仪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溥仪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那些国民革命军的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

两位“太后”似乎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溥仪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溥仪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外国公使在“关心”溥仪，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溥仪日本人的“热心”，溥仪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溥仪的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的。

这一下子，溥仪又慌了。

“国民革命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溥仪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溥仪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

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

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离溥仪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溥仪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

溥仪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溥仪而去天津的。

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

次日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请他们出面保护溥仪。

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联系，竹本大佐叫他告诉溥仪，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发现国民革命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立即回营报告，日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

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溥仪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