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

“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

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

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

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

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a丈人、伯夷、

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

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

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

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

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

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

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

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

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

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

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

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

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

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

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

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

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

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

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

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

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

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

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

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

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

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

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

建立霸权者）。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

争特别感到兴趣。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

“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

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

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

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

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

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

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

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

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

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

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

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

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

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

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

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

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

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

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

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

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